高教研究


分类发展视域下我国高校产教融合育人的实践特征与发展路向

作者:文章来源:宜春学院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浏览次数:10发布时间:2026-11-10

文章出处:《江苏高教》2026年第10期96—105

当前,推进产教融合的侧重点、关键点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命题[1],而这一命题已从最初对职业教育的要求拓展出去,如何推进产教融合育人成为高等教育全系统、各类型高校必须作答的重要课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强调“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2]。那么,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产教融合育人对于不同类型的高校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实践中表现为怎样不同的特征,不同类型高校如何找准定位、办出特色,又相互借鉴、协同发展,避免局部零散、纷繁杂乱的改革局面[3],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


目前学界虽已有对产教融合概念内涵、运作机理、内在矛盾、实践困境等问题的研究[4][5],对各类型高校的产教融合问题也均有涉及,特别是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6][7],但尚未辨明不同类型院校间的特性与差异,对其各自在产教融合育人中的侧重点、卡点及贡献点的研究较缺乏,系统分析产教融合育人体系构建的研究不足。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深入的实证调研,揭示研究型、应用型与技能型三类院校产教融合育人的实践特征与阻碍,回答不同类型高校产教融合育人的发展路向问题,以期为系统性构建产教融合的育人体系提供有益参考,也为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提供了切实的路向指引。


一、产教融合的政策逻辑与实践偏向

“产教融合”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政策变革与实践探索中创生、丰富与演变[8]。政策上产教融合的要求已从职业教育领域逐步拓展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但实践层面语义漂移、定位模糊、路径趋同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因此以分类视角认识把握不同类型高校的实践特征成为推动落实产教融合要求的关键。


  (一)产教融合政策演进中的分类逻辑

早期的产教融合相关政策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领域,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产教融合成为职业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导向和改革趋向[9]。此后,《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逐步明确了坚持产教融合发展作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并向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过程等更为微观层面纵深落实。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产教融合从职业教育发展原则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的整体制度安排[10],该文件提出以分类思想指导高校产教融合发展,产教融合育人主体从职业院校拓展到普通院校。《意见》将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的高校分为应用型本科高校、中西部普通本科高校、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三类,对不同类型高校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要“构建梯次有序、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合作紧密的产教融合网络”[11]。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将这一改革思路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广。


随着产教融合实践的深入,政策进一步引导各类高校明确自身定位,推动产教融合育人体系稳步形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从顶层设计上为不同类型高校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引。2022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明确“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组建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12],引导不同类型高校依据自身特性,在共同体中找准定位、协同合作;2023年,八部委联合发布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进一步细化了实施路径,定位愈加精准,协同机制更为完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现代教育体系构建作出重要部署。这一系列政策推动着我国高校产教融合向着多元参与、分类发展、协同创新、系统构建的方向纵深发展。


(二)产教融合的语义漂移与实践偏向

在政策话语的持续演变与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下,“产教融合”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也处在动态建构过程中,尚未形成清晰、稳定且具有共识性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在不同语境、不同行动主体的使用中出现语义的漂移,导致认知层面可能产生误解分歧,并进一步对实践领域产生影响。一方面,产教融合可能在多个层次维度的问题讨论中被混用,如在宏观层面主要指教育与产业系统的融合问题,在中观层面涉及办学模式与产业模式的融合问题,还可以指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活动与生产活动的融合问题等,不同语境下的意指大不相同;另一方面,伴随着“产”的性质的动态发展和业态升级产生新的需求[13],“教”的主体也从职业高等教育自然地拓展出去,产教融合成为各类高校改革发展的“通用话语”。


这种语义漂移体现了产教融合作为新兴改革议题的探索性、发展性,但也折射出高校在实际开展产教融合育人中可能存在“名实分离”“盲目跟风”“形式主义”等实践偏向。如已有研究指出,部分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虽将产教融合作为办学方向,但实际办学中仍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硕博点数量”等传统指标,导致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14];而一些研究型高校专业设置陈旧、课程与教学转型滞后,企业在培养中参与有限,实践创新能力训练缺乏,未能有效破解“学用分离”的局面,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融合程度仍然有限[15]。可见,当前各类高校在具体推进产教融合育人时,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定位不清、方向不明的难点。为此,有必要引入分类视角,系统厘清不同类型高校产教融合的本质意涵与独特路径,进而更好地引导各类高校落实产教融合育人,推动产教融合育人体系的构建和整体效能的提升。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选取深圳市新型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各一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调研,挖掘和提炼不同类型高校的产教融合育人实践特征与问题堵点。在案例选取上,主要考虑到深圳作为我国开放窗口和创新高地,具有极强的创新氛围和活力,汇聚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其高等教育也形成了类型多样、层次丰富的发展格局。特别是近年来,该地涌现出一批与区域经济社会、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型大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这些院校从诞生起就带有鲜明的产教融合“基因”,以产教融合作为发展定位与育人目标,在推进产教融合育人实践方面具有典型性与鲜明的类型特色。具体而言,研究选取南方科技大学(简称“南科大”)作为研究型大学代表,该校在发展定位上突出产教融合,并通过组织制度创新更好地实现产教融合为学校愿景;应用型高校选取深圳技术大学(简称“深技大”),深技大以建成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作为目标定位,也是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重要标杆;技能型院校选择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简称“深职大”),深职大是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坚定职教本色、产教融合育人,创造了高职教育多个第一,被誉为“中国高职教育的一面旗帜”[16]。


(二)研究设计

为了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三类院校在产教融合育人方面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具体使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进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作。通过对案例高校领导层人员、相关管理人员与教师开展焦点小组访谈(见表1),收集关于产教融合育人具体开展情况的一手资料;同时,借助学校官方信息以及相关媒体报道收集案例学校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文件、培养方案、课程介绍、实践案例等二手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形成不同来源资料间的“三角互证”。在资料分析上,以MAXQDA 2022作为辅助分析工具,围绕高校人才培养的四大关键要素——目标定位、组织平台载体、学科专业设置以及课程教学安排,对数据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和三级编码(表2以南科大为例呈现三级编码情况)。



三、三类高校产教融合育人的实践特征:差异与同归

高等教育机构定位的主要依据是其培养人才的职能[17],我国高等教育分类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形成基于人才培养主体功能的高校分类标准,产教融合系统的基本功能和直接目标也是育人,源于产业发展对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本研究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围绕产教融合育人的目标定位、组织平台载体、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安排四个核心维度,对三类高校产教融合育人实施路径的特征与规律进行提炼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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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向不同类型人才培育的路径差异

1.育人目标定位:战略引领—应用转化—岗位胜任。研究型大学注重发挥基础研究优势,主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及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致力于产教融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科技创新人才。南科大受访者表示,“我们为产业企业输送的是高端研发人才,要培养企业急需人才,学生毕业后要进入企业的研发岗,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人才支撑”(A1)。相应地,其培养过程侧重基本理论教学与科研方法训练,强调学生在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塑造。如南科大通过设立工程硕士、卓越工程师等项目,精准对接产业转型对高端研发人才的需求,致力于培养能够直接进入企业研发核心岗位、支撑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性人才。


应用型大学的产教融合育人具有更加鲜明的应用导向,强调立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通过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这类院校秉持需求驱动、服务地方、开放融合的办学定位与育人理念,注重知识在工作场景的转化与应用,强调技术的扩散与落地。正如深技大受访者所指出的,与研究型大学相比,学校的差异化定位体现在“因学术而应用,为应用而学术”,并坚持“市场需要什么、落地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科学问题”(B1)。因此,其在人才培养中更注重学生的新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能力,以及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实践能力,旨在为企业输送能够突破技术应用瓶颈的专门性人才。“学校支持学生在产业化场景中完成技术可行性验证与商业逻辑建构,成为培育技术工程师与技术经理人的‘人才工厂’(B3)。”


技能型大学的产教融合育人则更突出职业导向,侧重对接基层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主要面向地方产业与社会需要,培养技能型、操作型、岗位型人才。这类院校高度重视学生职业高级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养成[18]。如深职大受访者表示,“如果要说应用型和技能型大学在育人定位上有何不同,技能型大学相对更加强调针对岗位,更加注重职业素养的培养”(C1)。其育人目标聚焦为企业供给素质好、基础厚、技术精、懂工艺、强操作、会管理、能创新的生产一线复合型技术人才,以切实满足岗位对高级技工和熟练工人的需求[19]。三所案例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产教融合定位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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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平台载体:联合实验室研发—产业学院孵化—实训基地实战。研究型大学重点发挥科研优势,在组织载体上主要依托一流科研机构,与“高精尖”产业及行业龙头企业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合作平台,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科技前沿,开展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突破。通过设立“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等机制,此类平台不仅支撑产业源头创新,也能够引导和支持学生深度参与重大技术联合攻关,锻炼学生定义问题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南科大受访者所言,“企业找到学校然后通过某个教授来建立联合实验室,解决一些他们遇到的难题,主要就是看重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实力,并且都直接用到教学、科研和整个人才培养的一线上去,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一种吸附能力”(A1)。目前,南科大已有联合实验室150余家,形成前沿科研合作与创新人才培养双协同的实践路径,为企业输送了能够攻克“卡脖子”难题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应用型大学基于地方性、应用性特征不仅与头部企业建立联系,与区域性的中小微企业也有广泛合作,强调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以产业真实需求与应用场景反哺教学。由院校与企业深度共建的现代产业学院是应用型大学实施产教融合育人的主要载体。这类学院通过引入企业真实场景的建设标准,实行双导师制与企业项目制课程全覆盖,并设立成果孵化平台与顶岗实习制度,为学生提供从创意到产品的全流程“练兵场”。“在这里我们的学生自主完成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全过程,学生和老师共同创业,同一个空间里在这边就是学生,在那边就是员工。我们现在这个师生团队孵化的企业有十几家了,有三家都是千万以上的产值”(B5)。深技大聚焦智能电动汽车领域,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实体平台并与大型车企建立深度合作,形成了技术研发、产业转化与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技能型大学则以生产性实训基地为产教融合育人的主要组织载体,侧重与企业共同围绕应用一线开展研究与人才培养,解决关键技术与工艺问题,包括共同开发行业标准、共建实训基地、开发岗位操作手册等。在实训基地中,学生得以在模拟真实工作环境下操作高端设备,实际接触和了解生产流程、技术操作及市场需求。如深职大投入1.2亿元建设研发平台和实训载体,打造了一个集成电路制造领域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术技能培训、人才工匠汇聚一体的产教融合平台,实现“校中厂”的职教新模式,提升实训教学,“我们有比亚迪的工程师真正到学校来给学生上实训课”(C5)。这一模式强化了学生的职业适应性与岗位胜任力,为产业链培养“来即能战”的技术人才[20]。


3.学科专业设置:前瞻布局—深度吻合—以群承接。研究型大学在学科专业布局上突出以前瞻性视角锚定国家战略需求与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快速优化学科布局支撑产业源头创新,建设高水平学科体系。南科大受访者表示,“学校结合国家重大战略与深圳市‘20+8’产业集群领域需求推进学科建设。‘十四五’期间,围绕人工智能、量子工程等领域凝练若干重大科学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推动工科的发展,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与深圳科技企业的合作”(A3)。


应用型大学相对更注重瞄准区域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坚持学科专业群与产业链高度关联、学科布局与地方主导产业深度吻合的学科特色。如深技大目前已开设包括集成电路、新材料、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等在内的40个本科专业,着重培育应用型优势特色学科和专业。受访者指出学校在学科建设上与研究型大学的主要区别是,“我们的专业不会是数学、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而是将它们融入各个专业学院,比如在人工智能学院,数学是跟人工智能一起的,我们也重视基础研究但更强调应用,应用要跟产业紧密结合,这也体现在我们的学科建设逻辑上”(B1)。


技能型院校则强调以群的概念推动专业建设,将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打造精准适配的“专业集群”,满足职业岗位群对人才培养规格的需求。深职大在紧密对接园区及深圳“20+8”产业发展规划基础上,以产业群来建院,发挥专业集群效应,根据最新业态,及时感知、快速响应、高效供给与之相适应的技术一流人才。目前学校已与企业共同开发新专业16个、转型传统专业72个,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匹配度达到100%。受访者表示,“现在职业教育强调以群来建院,基本上针对产业链来建专业群,来一起共建平台也好,人才培养也好,包括校企合作也好,都会以一个群的概念来推动专业的发展”(C2)。与此同时,“每个专业群都会面向对应的产业链,把产业链的需求作为办学逻辑的起点,这可能是我们与普通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个区别”(C4)。


4.课程教学安排:前沿问题驱动—创业实践转化—岗位要求对接。研究型大学在课程教学中注重将第二课堂延伸至企业研发现场,紧扣未来新兴产业需求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形成围绕产业真问题的项目驱动与以过程考核为主要特征的实践课程架构,鼓励学生从前沿问题出发探索未知、突破创新[21]。南科大教师表示,“把企业里一些有技术含量的项目跟我们的课程项目相结合,不是我们老师假想一个项目让学生去做,而是学生可以真实感受到原来在产业链的这个地方确实是非常值得突破的”(A5)。此外,学校通过制度突破实现了产业教授、校外教师全流程管理,并强化就业创业教育体系建设,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将学生参加大赛从单一竞赛模式转向覆盖全产业链的人才培养体系,拓展产教融合育人边界。例如,学校与龙头企业共建半导体学院,成立由产学专家组成的培养工作组,专项设计覆盖半导体全产业链的课程体系,企业工程师和专家参与关键学科的教学,推动知识、人员等要素在高校和产业之间的双向流动[22]。


应用型大学的课程教学强调引导学生从工程和应用场景中发现真实问题,通过对核心技术的研究和攻克推动科学发现。其在课程上秉持“学术型”课程与“实践型”课程并重的建设思路,如深技大的专业课程中实践课学分超过50%,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多种活动兑换学分,“学生参赛获得了国赛奖项可以直接兑换奖励学分,在公司实践也能换实习学分。我们是一整学期去实习,实习学分17个学分,大部分学校都是2-3个学分。学生比赛奖励学分和实习实践学分加一起能换到30多个学分”(B5)。赛教融合推动学生将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创新更好地结合。此外,学校还注重将真实工程案例融入教学,以“把3000个产业真实案例写入教材”为课程建设目标(B1)。在教学上秉持实践性教学模式,深技大打造“课程实验+项目实践+企业实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我们要求学生做‘三个一’,要进一个社团、参加一个科创比赛、做一个企业实际的项目”(B4),突出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培养[23]。相应地,学校积极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将科研成果转化率、学生竞赛指导成效等纳入导师考核指标,落实职务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教师考核晋升我们更看重横向和解决产业难题,如果老师没有做过横向项目、没有企业经历是不能晋升的”(B1)。


技能型大学更注重学生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培养,强调与岗位的对应关系,更多开展“订单式”培养,与企业共建订单班。课程体系包括大量实训课程、技能培训和岗位实习,与企业共同开发新课程与课程标准;教学侧重打造“教学场景工厂化、教学内容项目化”的沉浸式教学模式,鼓励学生打通课堂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能够快速适应岗位要求。例如,深职大开展“岗课赛证”教学改革,将企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职业资格证书,与大疆、比亚迪、华为等企业开发认证证书有56种,显著增强了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的适应性。学校同时构建了涵盖实训实验教学、实习教学与第二课堂实践的实践教学体系,营造沉浸式“实践场域”,并推动校企人员双向流动,建设混编教学团队。“我们专任教师近一半进入企业挂岗工作,引进大量来自企业一线的工程师”(C4),形成了教师发展与产业链紧密衔接的终身成长体系。


(二)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同归与梗阻

整体来看,三类高校从各自育人使命出发在组织平台建设、学科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安排等维度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教融合育人路径。与此同时,从每一维度上看,三类高校又系统呈现出“研发创造—转化应用—岗位操作”的逻辑谱系,分别对应了产业端“研发部”“中试车间”与“生产一线”的人才需求,展现了高等教育体系对产业链不同环节与阶段的支撑逻辑(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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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案例具体而言,三所位于深圳的案例高校都强调了支撑深圳“20+8”产业集群,进而立足各自育人目标,搭建适合的组织平台载体、优化自身学科专业设置、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力求在整体规划上紧密对接深圳市产业转型升级对不同类型、层次的人才需要。正如在访谈中深职大受访者所言,“如果把从原理到技术到产品这个过程看作0—100的话,从0—1这个基础原理创新的过程是研究型大学要做的,培养的是科研创新人才;后面1-10、20或者50把原理变成工程再变成技术这段,主要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来干,培养的是解决技术难题的应用型人才;再后面那就是我们来干,把技术变成具体的工艺,改进工艺再把产品做出来,甚至还要去营销、推广和服务,我们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主要就做后端”(C1)。可见,尽管具体的人才培养路径不同,三类高校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上殊途同归,构建出从源头研发到终端生产的人才支撑链条。


不过也应看到,三类高校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指向虽然一致,但目前这种“殊途同归”更多体现为表层功能定位上的互补,落实到深层具体实践中的协同衔接,仍存在诸多梗阻。研究发现,三类高校尚未形成稳定的协同机制,更多呈现为“各自为战”的松散状态。例如,不同类型高校间缺乏统一兼容的课程标准、学分互认、课程互选、教师互聘和人才转接等制度安排,优质师资、实验设备、课程资源往往被限制在各自高校内部。研究型大学的顶尖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向应用型高校开放不足,高职院校的实训基地也未能被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有效利用,普职融通仍然面临学籍转换难、升学通道窄等难题。与此同时,高校与企业之间、不同类型高校与产业不同环节之间的匹配关系仍显粗放,部分合作停留在协议签署、挂牌共建等表层互动,未能真正嵌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正如有受访者所言,“现在大家都在做产教融合,但各做各的,从研发到转化再到生产这条链上,学校与学校之间、学校和企业之间还缺乏真正贯通的东西”(C3)。这表明,当前产教融合育人虽有分类发展的良好基础,但“分而不融”“链而不畅”的问题依然突出,亟须构建起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的产教融合育人体系,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全方位融合。



四、链式协同:我国高校产教融合育人发展的未来路向

产教融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相互促进[24]。高校产教融合育人以产业人才需求为导向,满足新产业体系构建对多元类型劳动力的新需求,既需要高校多元分类发展,提高各类人才的精准供给力,分赛道动态适配区域人才、技术与服务需求;也需要整体上与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嵌合,破除具体运行中的衔接梗阻,以“链式协同”构建相互支撑、互补共生的育人生态系统。


(一)分类定位,错位发展

分类改革的本质是让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各自赛道办出特色,规避所有高校都要建“双一流”的误区,告别“千校一面”、同质化竞争的困局。当前,我国高校在分类改革中仍然存在类型边界模糊不清、定位漂移的问题,产教融合育人进一步要求、促使和助推各类高校明晰办学定位、筑牢类型底色、抓准发展赛道,积极寻求差异化、特色化的产教融合育人路径,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激活协同发展效应,破解人才同质化培养难题,更好地缓解人才培养滞后性和产业布局前瞻性之间的矛盾。


从应然状态看,高校分类重点考量培养人才的类型,各类高校产教融合育人也应围绕人才培养定位这一核心展开。研究型高校要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优势,积极承担原始创新使命,做到“顶部引领”,以“双一流”建设为抓手,加大校企合作共同对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技术的攻关力度,着重培养具有前瞻视野和战略支撑力的研究型创新人才;应用型高校要锚定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做到“中部支撑”,以学科群深耕细分领域,提高人才培养结构与地方经济结构的适应性、契合性[25],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行业产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技能型高校则要专注于工艺升级、设备更新、管理创新等服务功能的发挥,增强技术型办学定力,筑牢职业教育的“技能底座”,加强技术人才供给[26],做到“底部夯实”,为产业生产培养大量所需的本科层次高素质技术人才、专科层次高素质技能人才。由此,通过分类定位与错位发展,构建起“顶部引领—中部支撑—底部夯实”的立体人才供给系统,强化教育、科技与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分中有融,链式协同

在高校分类发展视域下,产教融合育人的深化指向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有效衔接与更好协同,在各类高校之间形成合力,整体上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全方位融合。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职普融通”内含着职业教育中的技能型高校与普通教育中的研究型和应用型高校的融合贯通,构建起分中有融、层类交错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27]。因此,还需从“链”的角度系统探索高校产教融合育人方案,破除不同类型高校间密切衔接、分工合作的机制梗阻,搭建起循环有序、持续升级的“链式协同”育人体系[28]。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其产业链长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完整的产业链条主要包括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三个细分产业,分别占据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每一个细分产业又分为多个环节,呈现出明显的分工与层次结构[29]。相应地,集成电路产业人才需求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位于上游的集成电路设计业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基石,聚集创新密集型行业,中游的制造是链条的中坚力量,包括目前被“卡脖子”的半导体设备制造,这两个环节具有很强的技术进步特征,急需研究型大学培养能够实现集成电路前沿技术“从0到1”的突破、引领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人才;中下游产业还需要应用型高校培养大量掌握行业技术诀窍、能够推动产业创新的专业型或复合型人才,担任工艺工程师和设备工程师,负责制造工艺的改进与优化;而下游封装测试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创新性有限,可由技能型大学毕业生从事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类、制造运维类和部分技术开发类工作(如图2所示)。因此,就集成电路产业而言,需要各类高校基于产业链结构特点和实际人才需求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分中有融、协同育人。


首先,各类高校应锚定重点产业链协同搭建专业“动态链”,与企业共同研判产业发展方向和就业市场需求开展专业设置,系统性、动态性地调整布局,以精准覆盖产业链各环节的人才需求。其次,探索覆盖从研发、转化到生产操作的互嵌式人才培养模式,围绕重点产业加强在课程教材、教育教学、实习实训等环节的有效对应、衔接与共享,共建区域产教融合联盟、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及“双师型”师资队伍。再次,建立灵活的人才转接机制,打通不同高校间学分互认、课程互选、教师互聘的通道,支持学生在不同阶段跨类型流动学习。最后,深化职普融通,鼓励研究型、应用型高校与技能型院校联合开展贯通培养项目,支持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积极参与高层次职业人才培养,使各类高校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真正嵌入同一产业链条,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咬合与动态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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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当前我国高校产教融合育人实践蓬勃开展,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高校分类发展为指导,立足高校自身禀赋使命,理清不同类型高校产教融合育人的意义价值、改革方位与目标定位,以期指导高校在实践中超越零散化、碎片化发展格局,找准发展赛道,精准制定实施差异化、特色化育人方案,并推动不同类型高校在明确自身“链位”基础上协同发力,最终形成定位清晰、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动态适配的育人生态。


首先,在国家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与多部门协同,进一步完善引导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法规,廓清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类高校在产教融合中的使命与边界,不搞“一刀切”[30];持续深化以分类评价为牵引的高校分类改革,出台高校产教融合分类实施指南等指导性文件,根据各类高校的定位、使命、服务对象和资源禀赋等,形成分类指导、分类支持、分类评价框架与机制,并实施差异化的政策供给与资源配置。例如,对研究型大学可在经费投入、学位点授权、科研平台建设上给予倾斜,同时建立以创新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机制;对于应用型大学着力破除师资聘用、职称评定、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评价标准侧重就业率、企业满意度、技术成果转化效率而非论文发表数量;对于技能型大学重点完善“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升学通道,并在招生计划、师资建设上予以支持,扭转职业教育弱势地位,为高校开辟产教融合育人特色发展赛道赋能。其次,地方政府应发挥统筹协调的“黏合剂”作用,制定契合区域产业特征的产教融合专项规划,推动教育链、人才链真正嵌入产业链、创新链的核心环节。最后,各类高校也应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区域发展战略[31],围绕区域产业需求加强纵向衔接与横向合作,共同搭建起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把各自特色优势汇聚成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层次类型多元、能力素养互补、动态精准供给的高质量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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