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大学与学科》2026年第3期13-23,“双优建设”专栏
以人工智能(AI)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知识生产范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大学作为社会需要的产物必须与时俱进,但作为教育与学术组织,其相对稳定的本质属性导致其天然存在响应社会变革的滞后性。尤其是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其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敏锐感知和敏捷应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挑战。自2019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大学趋同化发展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导致大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能力不足,其难以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也日趋严重。相较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与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及区域经济社会之产业调整升级的关系更紧密,受到来自科技革命及产业革命的挑战更直接、更剧烈,故而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与时俱进的改革更具紧迫性和挑战性。基于此,为破解应用型大学长期以来趋同化发展问题,推动应用型大学分类提质发展,国家启动实施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核心目标(以下简称“双优”工程),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正式确立为国家级专项建设任务。综上,有必要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的底层逻辑及路径选择加以讨论。
一、我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发展的时代挑战
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尤其是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之高新技术产业成规模迅猛发展,基于服务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需要的应用型大学的发展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一大批新兴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运而生,不仅为我国全产业链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及高校类型的多样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及其宏观治理体系日益成熟,有利于推进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内涵式发展的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技能型大学的分类框架及其制度设计已经形成,并成为提升科技创新体系竞争力的国家战略。应用型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在这一分类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改革发展既关系到应用型本科高校分类发展的成效,亦关系到国家高等教育布局的成效。
(一)我国应用型大学发展的政策背景
2025年度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合计3167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19所,侧重基础原始创新、服务国家顶层重大战略的研究型大学仅140余所。由此可见,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体量最大、地域分布覆盖最广。相较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校最为直接地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对关系区域经济社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故此,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工程受到高度重视。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正式确立了我国应用型大学的地位,引导地方本科高校改变照搬综合型大学办学治校模式;2017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将我国高等学校总体上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类,应用型大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办学类型基本确立;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列入政府工作任务,标志着国家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建设从注重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注重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2025年,国务院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高校办学定位框架,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高校差异化发展、引导高校办出特色。
2026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提出,启动实施“双优”工程,支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这是我国高等学校分类改革发展的关键举措。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任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细化提质任务,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规划全国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推动我国应用型大学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逐步形成与研究型大学“双一流”建设、技能型高校“新双高”建设协同的分类建设布局,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二)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概念解读与办学定位
由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是大学的下位概念,故有必要对大学有所认识。其一,大学是依据学科或以学科为基本单位构建的旨在培养人才和进行知识创新的学术组织。学科是与知识高度相关的复合概念,特指某领域知识体系及其依据该领域知识体系传播和创新知识的教学及研究组织,亦即学科既是知识创新的基本单元亦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大学特有的这一组织属性决定了其必然承担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核心使命。其二,大学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这决定了其必须利用人才集中和知识密集的优势服务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三,在人工智能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两者共同对包括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内部治理等在内的大学运行中的全要素、全过程提出了新要求,倒逼由于知识属性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大学采取与时俱进的改革行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概莫能外。
在上述对大学认识的基础上,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解读可以从国家对大学的宏观治理与分类定义两个层面切入。首先,国家之所以把高校划分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技能型大学三大类型,是基于提升高等教育宏观治理效率及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战略考虑,旨在引领和推动各类高校明确自身办学属性及层次,明确办学治校的发展定位与目标,走差异化特色发展之路。这既是通过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以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选择,亦是推进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及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需要。其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既区别于研究型大学和技能型大学,也不同于一般应用型本科高校,是集高新技术人才队伍高水平、高新技术研究开发高层次、高新技术资源高投入优势的大学集群,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拔尖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提升我国高新知识物化为高新科技竞争力过程中,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可以说,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发展的高阶形态,其办学水平、育人质量、创新层次、服务能力显著高于一般应用型本科高校。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其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类型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办学目标及层次介于研究型大学和技能型大学之间,在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及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技术创新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服务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其他类型高校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人工智能迭代发展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面临的挑战
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跳出高等教育看高等教育,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审视高等教育系统。当前,AI的迭代发展给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带来了既紧迫又严峻的挑战。一是以科学研究为代表的知识创新、传播与扩散范式正在被“人机互生范式”重构,固有的学科边界和制度壁垒正在逐渐被突破,AI不再局限于工具定位,正以具有“他者性”的智能主体身份参与人机协同的知识生成过程,重塑知识生产范式,推动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二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由于学科专业调整相对滞后,培养目标、知识体系、培养模式、教学制度等人才培养要素没有与时俱进,导致人才供给与当前科技革命重构的产业体系适配度不高,对符合高新技术产业要求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突出;三是长期同质化办学导致不少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办学治校趋同的倾向仍然严重,办学定位依旧存在“重学轻术”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过分追求“高大上”目标,科学研究“重论文、轻转化”;四是产教融合存在“有合无融”“融而不深”,甚至“产教两张皮”现象,校企合作大多停留在共建实习基地、签署合作框架等浅层形式,尚未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组建教学团队,行业企业难以深度参与人才培育、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全过程,从而加剧了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在高等教育必须对科技革命及其引领的工业革命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积极回应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内既庞大又重要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改革,既被赋予人工智能迭代发展带来的全新要求,又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工业革命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应用基础研究及高新技术的研发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水平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其是否改革及如何改革,此即研究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的底层逻辑及选择改革路径的意义所在。
二、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的底层逻辑
大学是高度复杂的组织,其办学、治校、育人等一切活动都必须是在理性引领下的行动,尤其是涉及内外部诸多利益主体诉求的重大改革发展行动,更需要探析支撑其改革发展行动选择的底层逻辑。大学只有在认识到改革发展必然性与必要性的前提下,才能确保改革发展行动的整体性与长远性,并防止其进行碎片化改革及以急功近利为目的的发展。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改革发展必须遵循彼此高度关联、来自时代要求与学科属性之双重底层逻辑。时代逻辑决定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学科逻辑则规定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时代逻辑与学术逻辑的耦合及统一,构成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的底层逻辑(见图1)。

(一)时代逻辑
回溯大学的演进史,大学创生及其存续发展的唯一理由是社会需要,此即大学改革发展必须遵循的社会逻辑。由于人类社会始终处在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进程中,展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因此社会逻辑亦即时代逻辑。审视大学从诞生到存续发展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其遵循的一个永恒规律,即不断适应并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试想大学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存在价值必然衰微,维持其存续发展的基本资源亦衰减,失去足够资源的支撑,大学的社会边缘化并渐而衰亡就是可预见的结局。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应用型属性及高水平办学层次,决定了其必须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进而决定了其改革发展必须遵循的底层逻辑一,即适配社会发展需要,包括“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及“适应科技革命”。
“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要求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改革发展必须以服从和服务于现代化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布局需要为目标导向,致力于推进国家科技竞争力提升和适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就具有近现代经典意义的大学而言,大学虽然是西方制度与文化积淀的产物,但一旦其落足于任何一个国度,就必须受到该国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服从且服务该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举目世界,凡大学均有强烈的社会性,放大之便是政治性、国家性,服从并服务于其所在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战略发展需要,这既是大学存续发展之道亦是其存续发展之底层逻辑。无视这一逻辑则无存续发展之可能,世界各国的大学均遵循此律,即便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也无法脱离其国家需要及区域社会发展而独立办学。譬如,耶鲁大学时任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 C. Levin)强调,耶鲁大学绝不能脱离所在的纽黑文市独立存在,必须为本地经济、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技术与人才支撑。对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言,遵循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时代逻辑,首先必须服从和服务现代化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布局需要,根据《纲要》要求,坚持按应用型大学所属类型层次定位发展及办学治校,锚定现代化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目标,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总体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大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利用一流技术创新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及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高新技术研发的优势,为赋能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积极做出贡献。
“适应科技革命”要求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必须主动适应AI引领下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工业革命新形势,致力于推进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突破了传统产业结构与生产方式,以高新技术为引领、为动力的先进生产力。大学是集教育、科技、人才于一体的创新组织,在知识经济、科技经济时代,大学天然的生产力属性迎来了不断凸显的时代机遇。如前所述,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作为介于研究型大学和一般应用型本科高校及技能型大学之间的,即介于基础研究及其应用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发之间的大学类型,是实现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最直接、最不可或缺的研发平台。在科技革命引领推动和新质生产力已然取代传统生产力的产业结构不断迭代升级的背景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必须树立强烈的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使命意识,依托紧贴社会产业、重在高新技术开发应用的办学特质,积极主动适配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唯有遵循适应科技革命的时代逻辑,紧跟产业革命大趋势,主动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研发高新技术及培养高素质技术创新人才,才能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获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动能。
(二)学科逻辑
大学是依据学科或以学科为基本单位构建的旨在培养人才和知识创新的教育学术组织。学科包括其下位概念专业是一个与知识高度相关的复合概念,特指某领域知识体系及其依据该领域知识体系传播和创新知识的学术组织。由此可以推论:大学的基础即学科,坚守学科逻辑是大学存续及改革发展必须遵循的底层逻辑。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必须遵循的底层逻辑二,即学科逻辑。换言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必须以学科更新重构、调整完善为目的和手段,“坚持应用型学科属性与时俱进分类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坚持应用型学科属性与时俱进分类发展”要求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在坚持应用型大学属性的前提下,通过不断调整和强化既有个性特色又适配科技革命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学科,以保持大学与时俱进的生机活力和竞争力。学科逻辑具有内生与外受的双重性。内生性强调大学以学科为基础。例如,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属性是由其应用型学科规定的。外受性则强调学科体系并非封闭固化的知识领域。尤其是在AI时代,大学传统的知识创新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均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是知识传播模式的变革,打破传统高等教育的时空壁垒,让知识传播从单向灌输转向多元交互、智能适配,知识的获取突破了师生代际传递的线性路径,逐步走向即时化与个性化;二是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彻底打破单一学科的碎片化科学研究范式,从单一学科纵深推进转向问题导向、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的知识创新;三是学科建构模式的重塑,传统固化的学科边界持续消融,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上述知识领域的变化直指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学科底层架构,倒逼学科专业的拓新,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重塑。学科的本质是围绕特定领域专业知识,进行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与社会服务的育人与学术单元,大学正是依托其学科专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贡献创新知识、服务社会发展,唯有高质量地履行使命,才能有存续发展的立身之本。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改革发展亦然,唯有遵循上述学科逻辑,既立足应用型学科属性分类发展,又主动顺应AI时代、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主战场产业调整升级发展的战略布局,通过淘汰滞后的学科和转型升级强化优势学科,努力建设兼具区域性、应用性、服务性的,有利于新产业、新技术、新经济发展的新兴学科,积极营造按属性、层次办学的学科生态。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不以追求全学科优秀为目标,将人财物资源更多集中于最具竞争力、社会贡献最突出的强势学科建设上,充分体现自己的学科特色优势。大学的竞争本质上是以学科建设为支点的学术综合实力的竞争,包括人才队伍、学术平台、资源投入等要素。由于大学是资源高消耗组织,其学科建设需要足够的资源支撑,即便是世界一流大学在有限的资源下也不敢追求全学科优秀之办学治校的目标。笔者一直强调,大学应依据自身基础与使命进行理性定位。大学必须从已有学科基础出发,选择优势及强势学科以及未来重大学科发展方向加强学科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亦然,在学科建设问题上必须奉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二者同等重要。所谓“有所为”绝非盲目追求学科门类齐全,而是要立足大学自身的办学积淀、学科基础、师资优势与区域资源,聚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支柱产业与未来重点发展领域,集中人财物资源提升或培育强势学科、特色学科与潜力学科,并基于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产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此,《纲要》提出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超前布局、动态调整学科专业,优化办学资源配置,《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特别强调对社会需求明显不足、培养质量下滑、办学条件不足的学科专业点进行预警并提出整改要求,以及《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启动“双优”建设,支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与大学遵循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逻辑高度契合。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既区别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深耕基础科学研究、培育科学发现型人才的研究型大学,也不同于侧重基础技术应用、培养基层技术人才的普通应用型本科高校,其核心使命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承担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高新技术生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的攻坚任务,其人才培养要依托优势特色学科重点培育应用型创新人才,科技创新要依托重点学科平台前瞻性布局,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突破产业技术瓶颈。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唯有坚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学科逻辑,才能立足特色优势学科,统筹布局配套支撑学科,并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导向,把有限的人才资源、平台建设和经费配置集中于国家及区域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的学科方向上。
三、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的实践路径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既不同于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旨在基础科学创新研究及培养具有科学发现能力创新型人才、以提升国家基础科学竞争力及引领社会基础科学发展为主要目的研究型大学,也区别于以培养一般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要职能的普通应用型高校,具有强烈的聚焦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属性特征及由此衍生的时代紧迫性。其改革发展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时代命题,亦是需要学科理性引领的实践命题。如果说面向国家经济战略发展需要、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路径选择的价值取向,那么适切科技革命产业升级的学科调整创新,就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路径选择的突破口。由于学科是大学组织得以构建及其活动得以发生的基础,不仅决定了大学能否高质量存续发展,而且决定了大学践行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贡献。是故,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改革发展必须以学科调整创新为基本路径。
(一)推进新质生产力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学科调整创新的价值引领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既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改革发展应当遵循的时代逻辑,亦是其学科调整创新的价值引领。以AI引领的科技革命加速了高新技术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倒逼各类大学进行学科专业的调整创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工科相关专业实现了数倍扩容,仅“十四五”期间全国就累计新增了10000多个与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布点。尽管如此,学科专业的改革调整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据安徽、湖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黑龙江、江西、河北等9省公开的数据统计,急需、特需本科专业清单共涉及508个专业;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黑龙江、湖南、甘肃、福建等8省公开的本科专业预警名单,共涉及179个本科专业。由此足见我国大学学科专业滞后科技革命及产业升级之社会需要的严重性。
为落实《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特别提出要超常规布局新兴领域急需专业,并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方向,以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和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方向。作为学科专业调整创新的战略引领、推进区域社会新质生产力及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提升的价值取向,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能否树立理性自觉并积极支撑两大产业方向,关系到其能否积极主动且有效对接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创新发展需求,为推进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学作为社会需要的产物,其存续价值的大与小需要通过其服务社会贡献的多与少加以检验,而且大学赖以存续发展的资源同样依赖于其对社会的贡献。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尤其如是,唯有通过有利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学科调整创新,才能根本摆脱碎片化、表面化、短期化的校企合作,从而确保自身的发展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的战略发展深度融合并紧密绑定。当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实现了以聚焦提升新质生产力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学科专业创新,其不仅在理论上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按自己的属性定位发展,提供了办学治校极为充分的理性依据;而且在实践上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根据自己的社会职能定位发展,创造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无限空间。
(二)以优势专业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质量:学科调整创新的应对选择
在知识革命及由此带来产业革命的背景下,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知识生产范式均受到严峻的挑战。随着传统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新兴学科及领域不断涌现,以学科为支撑的大学唯有通过学科及专业体系的调整创新以适应社会的巨变。如果说大学学科调整创新的外生性要求是适应和服务社会,那么其内生性诉求则是提升大学自身的学科专业竞争力。因为学科专业不仅是大学组织建构的基本要素,亦是大学竞争取胜的核心所在。放眼世界,大学之强源于学科专业强,大学之弱亦弱在学科专业。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应正视这一现实并采取有效行动,一方面必须主动布局适切科技革命的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淘汰滞后时代发展及严重同质化的弱势学科专业,集中人财物资源于具有特色优势的学科专业建设以提升学科专业的竞争力。调整弱势学科专业,做大做强优势学科专业,精心培育特色学科专业,此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学科逻辑的题中之义。近年来,我国大学专业结构调整力度之大印证了这一发展趋势:如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工科专业持续扩容,2025年新增29个本科专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新设专业占比显著提升;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增设交叉学科门类,新增38种战略急需专业,重点布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学科专业的调整创新仅是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改革发展的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的产业转型升级培养应用型高新技术人才,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并将其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国家科技及产业竞争力。
由于大学的学科既是知识领域又是人才培养平台,因此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学科调整创新,首先必须有利于培养既能适应科技革命产业迭代升级、掌握高新技术之高水平技术应用型的人才,又要有利于培养能够引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应用基础及高新技术研发能力之创造型人才。为此,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必须实现从培养目标到课程体系、培养方式、教学制度、校园文化及教师队伍等人才培养体系全要素、全过程的改革创新。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立足从“适应产业”走向“引领产业”的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在课程体系构建上要立足于开阔的大工程学科视野,不囿于具体学科专业知识的局限;在培养途径上要基于问题解决和项目设计实施全面训练,尤其重视第一性假设思维及创新意识的培养,提升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预判能力,而非仅注重技能熟练;在教学制度安排上,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挑战现有的工程理论和技术路线,以及敢于创新创业并以创新创业及工程设计的成果取代传统的人才评价标准。总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决不能满足于培养对现有技术熟悉且能熟练操作的执行者,而是能在各自领域甚至跨领域以创造性思维推动高新技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要达成这一人才培养目标,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在突破传统学科体系束缚的基础上,致力于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及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学科体系,唯有紧跟产业前沿、体现交叉融合特点的学科专业,才能培养视野开阔、能对接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此外,由于大学的学科还是知识创新的平台,因此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学科调整创新还负有提升自身应用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开发水平的使命责任。聚焦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尤其是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亦是负有承续基础研究、创新应用技术开发责任之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核心使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大学是融合了高水平、高质量、高投入的“教育、科技、人才”实体,又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必须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强大使命责任驱使下,自觉、主动、积极聚焦“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充分发挥自身高端专业人才及高新科技资源集中的优势,为攻克我国高新科技薄弱领域,提升我国高新科技的全球竞争力起到领跑的作用。如果说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使命在于基础科学的原创突破,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则是应用基础研究及高新技术开发的生力军。作为国家重要的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有组织科研创新平台,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科研必须围绕学校优势特色学科,针对国家重大产业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集中人财物资源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构建从应用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技术创新体系。唯有如此,高水平应用型大学才能承担起我国高新技术自主自强的时代使命,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